堂吉诃德精神与阿q精神5篇堂吉诃德精神与阿q精神 《阿Q正传》和《堂吉诃德》的分析比较 《阿Q正传》与《堂吉诃德》这两部文学作品是属于不同时代,但人物形象极为相似的悲喜剧。两部作品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堂吉诃德精神与阿q精神5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堂吉诃德精神与阿q精神
《阿Q正传》和《堂吉诃德》的分析比较《阿Q正传》与《堂吉诃德》这两部文学作品是属于不同时代,但人物形象极为相似的悲喜剧。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阿Q和堂吉诃德都具有质朴、直率的性格特点,都希望成为生活的强者,但实际上都是被欺凌的弱者,却又以“精神胜利法”来对待自己的失败。可以说阿Q和堂吉诃德是悲剧性的喜剧性格与喜剧性的悲剧性格的和谐统一,他们都具有正当合理的思想内核和“可笑可怜”的性格特征。鲁迅和塞万提斯采用诙谐、夸张的艺术手法使作品的喜剧效果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作品中所包涵的喜
剧精神却能引起人们对整个民族、整个时代的深思。
一、文化背景的比较
《阿Q正传》植根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封建文化，是鲁迅先生用于展示中国农民畸形性格的典型。鲁迅笔下的悲剧人物几乎都是小人物,鲁迅爱用悲喜剧结合的方式来表现他们,传达他对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精神的绝望感。这也是那个社会状态和时代背景所赋予的思想内涵。人类从整体而言,心灵是非常脆弱的,而处在中国翻天覆地变革历史潮流中的阿Q夹缝中挣扎的人生恰恰是麻木的悲剧的中国人的代表。
与阿Q的普遍文化意义不同，堂吉诃德是西方文化中异
端的代表，“堂吉诃德式”行为方式在社会掀起风潮。而堂吉诃德是专凭理想而勇往直前去做事,他是个为了维护正义,拯救世人,甘愿牺牲性命的无畏勇士。他痛恨专制残暴,同情被压迫的劳苦大众,锄强扶弱,把清除人世间的不平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他尊敬妇女,主张个性解放、男女平等、恋爱自由等。塞万提斯实际上把自己的爱憎与希望寄托在这个人物身上。堂吉诃德的悲剧就在于此,他的主观思想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鲁迅却是为人生而改造人生,是唤起阿Q式的国民精神,给世人以警示启发。塞万提斯当时的思想矛盾复杂,他不满于现实的黑暗,却又找不到正确的出路。一方面嘲笑骑士制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理想化的古代骑士精神,所以他在塑造堂吉诃德时让其出尽洋相,但同时又表现了人物身上许多善良的高尚的东西,也将自己的思想感情投入作品中,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其深层原因也就是文化背景的影响。
就关联性来讲，两部作品人物的性格与人物的命运所反映出的社会现象又有着关联。堂吉诃德与阿Q特有的性格特征——精神胜利法，既是他们最突出的共性，也是他们最致命的弱点。所谓“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物质关系’上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们，在精神上克敌制胜的自欺欺人的思想与方法”，。是人的“反抗精神与现实环境的沉重压迫的产物”。在古希腊的伊索寓言《狐狸和葡萄》中，那个吃不到
葡萄反嫌葡萄酸的狐狸就是最早表达出“精神胜利法”的文学形象。而堂吉诃德和阿Q则是表现精神胜利法这一心理现象的“集大成者”。可以说，精神胜利法不同程度而又广泛存在于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会，甚至每个人的思想，它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时隐时现，起起落落。“精神胜利法”使堂吉诃德和阿Q的命运充满悲剧色彩，也使他们成为世界文学长廊里两个令人瞩目的典型。
二者的“精神胜利法”各有特点：阿Q的精神胜利法表现是多方面的。他既自负自尊，又自轻自；他对于所受的侮辱和损害善于忘却，而又以欺侮弱者为自己报仇泄恨的“勋业”；当他与别人口角时，他瞪着眼说道：“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他挨了打，过后就说：“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后来人们知道他这一着，就在打他之前，要他自己说，这是人打畜牲，不是儿子打老子。阿Q就自动承认自己是“虫豸”，比“畜牲”还低贱!阿Q在挨打被辱后，本该感到羞愧和悲哀，可他竟又觉得胜利了。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世界上第一个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总之，不管生活多么艰难、凄苦，受到多少挫折、失败、打击，阿Q永远都能转悲为喜、转败为胜。
堂吉诃德的“精神胜利法”也很特别。第一次出游中，他遇到了一群商人，可是他却“尽力模仿着书上的情节”，将商人们当作了游侠骑士，自不量力用长矛主动进攻商人，结果被商队其中的一个骡夫打得遍体鳞伤，动弹不得。在经历这样的灾难后，他不仅没有反思悔悟，反而暗自解嘲，认为：“这是游侠骑士必遭的祸，而且全是马的错”，甚至以自己“回想小说(骑士小说)中某一情节”的老方法来聊以自慰。可是，在第二次出游中，当他的坐骑努驿难得不合时宣的想和杨瓜斯人的母马合欢而遭到痛打时，堂吉诃德和桑乔不顾一切的持剑向这些杨瓜斯人冲去。为他的爱马报仇．只可惜没两下，两人便被围在中间痛打了一顿。浑身是伤的堂吉诃德面对失败，又一次寻找到一个可以让自己和桑乔都能接受的理由，“这都怨我，我不应该举剑向那些人进攻。他们同我不一样，不是受封骑士。我违反了骑士规则。我觉得是战神让杨瓜斯人惩罚我。”堂吉诃德认为遭受磨难是一个真正的游侠骑士所必须经历的，“游侠骑士的生活就是与成千的危险和不幸联系在一起的”，他为桑乔列举了高卢的英勇骑士阿马迪斯的例子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进而把自己也列入“这类优秀人物”，认为“他们遭受的磨难比咱们现在遭受的要大得多”。这似乎与阿Q特有的“儿子打老子”的心理平衡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艺术手法和表现方式
《阿Q正传》与《堂吉诃德》都以喜剧形式衬托悲剧意
识,即所描写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是与社会问题的深思紧密相连。喜剧是人类对自己生存状态的一种反抗形式,是人类对生存的不满催发的以挖苦和批判来表现作品的喜剧形式。特征是较为深含的意义和颇显哲理的主题。这种喜剧作品由于对政治历史的深刻思索,沉重的内核常常压过了喜剧的外形。这两部作品都属于悲喜剧,既有对世俗的挖苦,又有对无可奈何的生活现实的辛辣嘲弄。所谓挖苦是以真实而夸张或真实而巧妙之类的手段,极其简练地把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引发人们从中得到否认和贬斥丑的精神和情感愉悦。阿Q和堂吉诃德都是挖苦作品中的主人公,这种单纯嘲笑人的外部形体动作已经上升到对人的精神世界的丑恶，对某种社会秩序、社会制度的丑的嘲笑。
同样是悲喜剧结合的挖苦夸张的艺术手法,但两部作品表现的方式却不同。鲁迅的《阿Q正传》则更接近现实,更深刻、真实地反映主题。他笔下的阿Q这个不朽的艺术典型就是通过极平常的日常生活故事塑造出来的。鲁迅用精彩的幽默的笔法,略加点染,把他集中突出地写出来。他所写的事情是自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古今中外,许多人身上都有阿Q精神,但是觉察其丑害的人却很少。鲁迅把阿Q克服怨敌的等等妙法一个接一个地描写出来,而且一回比一回严重,直到临死,阿Q还想“孙子才画的很圆”,这已经是精神胜利
法的极致,也是阿Q悲剧的顶点了。经过这样夸张的表现,这种精神的全部荒唐和可耻就清楚地展示出来了。不过,鲁迅在这里非常注意不使其失真，《阿Q正传》往往把夸张和含蓄结合在一起,反映本质的真实,使挖苦力量发挥得更强烈。譬如作品中赵秀才与假洋鬼子到修庵“革命”的一段描述,不过二百字,含义却十分深刻,把人物丑恶卑劣的灵魂揭露得淋漓尽致。这两个反动人物的“革命”行动是这样荒唐不经,但又完全符合他们的身份、处境和思想及性格的逻辑发展,令人可信,既是夸张的,又是真实的,高度典型化的。
相比而言，《堂吉诃德》同样注重生活细节的真实描写,但有点区别的是塞万提斯在描写现实生活的同时又渗进了梦想的成分。即塞万提斯的创作原则是“描写的时候摹仿真实,摹仿的越亲切,作品就越好;凭空捏造越逼真越好,越有或然性和可能性,就越有趣味。”《堂吉诃德》在环境描写方面与旧骑士小说的装饰性的风景描写截然不同。作者以史诗般的宏伟规模,以农村为主要舞台,出场人物以平民为主。人数近700人之多。在这广阔的社会背景上,绘出一幅幅各具特色又相互联系的社会画面。塞万提斯塑造人物的方法也是虚实结合的,否认中有歌颂,荒唐中有寓意。
参考文献:书山一叶.含笑的悲剧[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出版社,1994年版。
周宁.梦想中的英雄——
论堂吉诃德的多重意义[J].厦门大学报.
青岛大学文学院09级汉语言4班
杨珊珊200940100205、王慧200940100199吴英珍200940100202、薛淼200940100203
篇二：堂吉诃德精神与阿q精神
一、活在虚拟、幻想中的人读过鲁迅的《阿Q正传》的人都会对阿Q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留下深刻的印象。阿Q的原形是封建旧社会放浪的社会底层人物，是旧社会中被压迫、剥削、孤立、闭塞的人群。作品中，阿Q没有姓名、地位，甚至不配姓赵，而且常常遭人嘲弄，导致了阿Q在心理上战胜对方的“精神胜利法”，这么一来，未庄那些欺负他、瞧不起他的人都成了他的儿子或虫豸，于是阿Q就成了“人上之人”。由于长期的自我蔑视，他对自己的猥锁早已麻木，以至于别人对他的嘲弄当作是对自己的欣赏，而这些又是他能生存下去的精神依托。
在辛亥革命时，阿Q因听了革命的“好处”，为了在未庄人面前耀武扬威，不知革命是什么的阿Q也要“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了。”他狂热地投入其中，在思想上他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在行动上他又是人的丑陋性的大发作，只有这样，他才能给自己以精神的慰藉。虽然形式上的胜利保驾他渡过无数次精神危机的难关，但长时间的精神上的压抑导致阿Q智光灵气的退缩，形成了病态的人格。
阿Q是深受封建社会的侵蚀与毒害，带有小生产者的狭隘保守特点的落后、不觉悟的农民、愚昧无知、思想不觉悟，更突出的表现在他对“革命”的态度和认识上。起初，阿Q“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直是“深恶痛绝”。但是当现实的阶级压迫将他逼到绝境，辛亥革命的浪潮又波及到未庄时，他的行动更是可笑和丑陋，只有这样，才能给予自己精神上的慰藉。外表由精神胜利法支撑着，长时间的精神上的压抑导致阿Q睿智的退缩，形成了文学界中普遍认为的落后不觉悟的、带有精神病态的农民形象。
同是沉迷于幻想，堂吉诃德仿佛陷入更深，再现实的东西，也会被他的幻想变得荒唐不堪。他疯狂地崇拜骑士道，而自己行侠仗义的愿望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于是只有在幻想中寻找希望。在这一点上，阿Q与堂诃德在“魔法师把巨人变成风车，来剥夺我胜利的光荣。可是到头来，他的邪法毕竟敌不过我这反剑的锋芒”。的此类想法，其实都是固执地不肯承认现实。也阿Q相比，堂吉诃德还竭力美化自己所崇拜的对象，丑化自己厌恶的对象，而很少考虑事物的两面性。例如，堂吉诃德认为他的意中人杜尔西西内娅是个绝代美人，她的“眼睛是太阳，脸颊是玫瑰，嘴唇中珊瑚，牙齿是珍珠……”事实上杜尔西内娅不过是一个乡下姑娘，长得像男人一样，“身子精精壮壮，胸口还长着毛呢。”可见堂吉诃德对于现实已觉得不那么重要，他对幻想的依赖已不能自控。
阿Q和堂吉诃德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实践，无论在人类发展的什么时候，这种人类的劣根都会存在。这也成为了其永恒魅力的另一个不大被人重视的侧面
二、精神胜利法
同样是幻想，堂吉诃德的幻想比阿
Q要进步的多。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封建社会的压迫、剥削与反抗精神相冲突下而产生的，而堂吉诃德却把每次的失败、打击当作是自己行狭仗义的道路上应有的考验。他的这种“幻想法”起码做到了将其与自己的理想相结合，而不是单纯的愚昧的精神胜利法，是对自己理想的执着信念和信心的问题了，所以，我们说他的“幻想法”稍高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
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自取其辱、自轻自贱、自我潮解、愚昧无知而又自我陶醉与欣赏，是一种“盲目的精神胜利法”，表现了内心的无知与糊涂。堂吉诃德在磨练中，觉悟到了自己的愚昧，而阿Q到死还蒙在鼓里，让人悲恸。
三、揭示出社会的背景
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阿Q，社会动荡，表现在其身上的特点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一：他是深受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受苦最深；二：是自我堕落，以及自然落后的生产方式，导致他们的愚昧无知、孤立，使其不能正确认识世界。而精神胜利法也反映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封建宗法社会的等级制度及愚民政策导致了人们的麻木，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使革命成了一部分人眼中的“抢劫”行为等等。所以鲁迅要通过他的文章来提高农民的觉悟。
而《堂吉诃德》这部书反映的是16世纪封建社会后期西班牙所特有的社会背景，堂吉诃德的性格正反映了中世纪封建制度的衰败没落，资本主义正在兴起这样一个新旧交错的历史转折时期的矛盾。作者以犀利的讽刺笔锋对西班牙的上层统治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嘲讽，为我们在那黑暗腐朽、贫富悬殊的社会里塑造了一个“不畏强暴，不恤丧身”立志扫尽人间不平的堂吉诃德。阿Q和堂吉诃德作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不朽人物形象，既有共性，又有各自的特点，他们都是时代的落伍者，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时代烙印，在文学大家的笔下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也是《阿Q正传》和《堂吉诃德》这两部伟大的时代作品具有永恒魅力之所在。
篇三：堂吉诃德精神与阿q精神
堂吉诃德与阿Q之比较塞万提斯和鲁迅分别在其小说
《堂吉诃德》和《阿Q正传》
中塑造了世界文学画廊中两个富有艺术真实的不朽形象
,即充满
奇情异想的堂吉诃德和饱受世人冷落的阿
Q。从两个异族形象的
审视中,发现他们脱离实际耽于幻想
,有着可悲可喜的双重性格
,即表现出主体在幻想中是否积极主动
,在精神胜利中脱离现实多
少,在悲喜性格中偏向悲或喜的程度大小等。本文将在前人研究
的基础上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对两个艺术典型的再认识和再探
究。
一.行走于乌托邦的边缘而丧失自我
堂吉诃德和阿Q在小说中扮演的是乌托邦式的主体人物，他
们用信心和热情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
,结果主观幻想在与客观
现实作斗争的过程中矛盾异常突出。
两个主体是作家对现实生活
的体验和艺术加工
:“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
,用
之不竭的唯一源泉。
”[1](p111)从这个角度而言
,两个艺术形象
有可比性
,可对其进行现实观照。
堂吉诃德生活于十六世纪初的西班牙
,当时封建的生产关系
尚未完全终结而资本的生产关系尚未发展完善
,人文主义的代表
堂吉诃德为理想而斗
,但旧的封建势力不可能把他们的天下拱手
相让,堂吉诃德的长矛在火枪的攻击下终究不堪一击。
阿Q生活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此时是旧的封建意识
和先进的知识分子倡导西方“民主”、“科学”的思想相交锋的
时代
,新的思想并未完全渗透他的头脑而旧的思想却根深蒂固。
然而
“天行有常
,不为尧存
,不为桀亡”,[2](p1)他的幻想化为
乌有。
从两个人物的经历中
,看到其主观想象的世界与社会现实是
多么地“风马牛不相及”,他们的感性认识导致了对理性把握的
不合理
,这是对耽于幻想却又脱离实际的总体认识和评价
表现在如下方面
:堂吉诃德缺乏基本的现实感和简单的判断力
,想用骑士所凭
借的长矛来建立人间天国
,但骑士制度赖以生存的土壤已经贫瘠
改变不了旧有的社会制度。他幻想着一个“不懂得什么叫‘我
的",什么叫‘你的"的理想社会和黄金时代”,[3](p200)现实
的残酷使主体对乌托邦社会的改造显得苍白无力。
“堂吉诃德深
信自己是上帝主持公道的工具
,他的手是清除世上一切罪恶的
手”,[4](p199)事实上他是一个骑着“罗西南多”的瘦老头。
阿
Q是个一贫如洗
,没有籍贯姓氏且不敢张扬的人
,他衣不
蔽体,食不裹腹
,行走于土谷祠之间
,在戏台下偷摸女人的大腿
;他需要人身安全和自尊安全
,却被人无情奚落
;他需要归属和爱
,可赵太爷骂他不配姓赵
,吴妈惧怕他而无处寻觅所爱。
堂吉诃德和阿Q都是以“幻想”为核心的乌托邦式的人物，主观上无视时代的变迁恪守陈旧的道德生活准则
,导致客观上受
到束缚严惩。但他们毕竟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度
,有着不同的
社会文化背景
,致使其在共性中又隐含着质的不同
:(1)堂吉诃德
生存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文化氛围里
,他坚信“自由是天
赐的无价之宝”。此幻想是“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的
,具体
胸襟和抱负
,是要通过自己的“长矛”来为人们扫尽眼下障碍
的。阿Q生存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明哲保身是世人的必然选
择。他以个人为中心
,成天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
,做“白日梦”。
(2)
堂吉诃德和阿Q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长河里，前者偏重
未来“良辰好景虚设”,后者则偏重于眼下的境况
,即得过且过。
(3)
用美国著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
说,堂吉诃德的幻想是“自我实现需要”的高层次
,清楚地体现
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取向；阿Q的“幻想”是低级而强烈的需要
带有人的动物性和原始欲望
,暴露出人在客体改造中表现出的潜
在劣势。
二.化解一切不幸武器之精神胜利法
精神胜利法是人的“反抗精神与现实环境的沉重压迫的产
物”,[5](p223)是弱者面对强者时为了求得自我解脱而产生的
一种自欺欺人的心理现象。
运用这一手法的原因有
:(1)无法逃避
的时代磨砺。堂吉诃德和阿
Q生活在新旧交替的时代，政治、经
济、文化等的不平衡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
(2)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不平衡。
堂吉诃德和阿Q都是人,首先
得满足人的自然需要
,这一需求得到解决后
,他门便用长矛或做
工去改变自己的际遇
,通过与他人或社会的交往来实现自己的存
在价值。即恩格斯
:“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
,就去追
求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
,追求思想上的安慰
,以摆脱绝望的处
境”。⑹(p189)(3)固有文化的毒害。人文主义的代表堂吉诃德
和小农经济的代表阿
Q,其“自由、平等、博爱”和“仁义、道
德”的文化信条
分别烙在他们灵魂的深处。
堂吉诃德自我感觉良
好地搭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阿Q不满足于自身的现实处境与
人口舌相斗
,结果却是受调侃后从容地走向自我的心理平衡。其
行为和信条如鲁迅所说
:“是斫猪头
,吃猪肉而又远庖厨的仁爱
,是遵守契约的信义”。
[7](p63)“精神胜利法”是他们性格的
核心
,是一种心理缺失的补偿
,使他们倍受屈辱和创伤的心灵获
得暂时的安慰。
堂吉诃德耽于幻想
,荒诞不经地迷恋于骑士小说中的故事
,虔诚地信奉骑士的信条
,但没有骑士的英勇
,不能行侠仗义。
与之
相比，阿Q用精神的食粮自我安慰显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当闲人抓住他的辫子
,在墙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后
,表面垂头丧
气的被打败的他
,却又心花怒放地说
:“我总算被儿子打了”,于
是又心满意足地得胜走了。阿Q这种乐在其中的精神不但维护着
仅有的残存的自尊
,并化解着生活的不幸和苦难。
二者都把自己当作生活的强者
,其实是不堪一击的
,精神胜
利法只是虚幻的精神补偿。但其精神胜利法又不完全等同
,透露
出这样的差异
:堂吉诃德是积极进取的、坚忍不拔的、锲而不舍
的。阿Q则是消极退避的、岌岌可危的、锲而舍之的。
三.艺术形象悲喜交织的审美再现
从美学角度而言
,艺术形象可分为悲剧和喜剧两大类
:“悲
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是将无价值的
撕破给人看”。
[8](p297)如此,在悲喜“共鸣”中
,变得难以区
分何为悲剧何为喜剧了。如尤奈斯库
:“喜剧因素和悲剧因素只
不过是同一情势的两个方
面，……。”[9](p159)而我们所面对的
堂吉诃德和阿Q这两个艺术形象，其性格是悲喜交融的。
堂吉诃德犹如人生舞台上的小丑一样活动在自己的理想天
地,把群众当军队、把皮囊当人刺……这些疯颠不尽的行为
,像儿
戏般地诉说着这位游侠骑士的心声
,以此来抨击没落的骑士制
度。在令人发笑的喜剧外衣下隐含着震撼的悲剧主体。
堂吉诃德
的瘦马终未跑过历史的车轮
,他的长矛终未抵挡住火枪的轰击
,现实社会不会让他重新展示骑士的昔日风采。
阿Q犹如被弃的小孩，在人生舞台上扮演着属于自己的角
色,“被儿子打”、偷萝卜吃被狗咬、当替罪羊……其实
,他的言
行举动是无奈的挣扎
,然而这却是生活在旧时代灵魂挣扎的历史
再现,产生一种“含泪的笑”的独特情感体验。
堂吉诃德和阿Q是两个悲喜交织的艺术形象，在他们的疯癫
行为中,演绎着无数荒诞不经的故事。
静观其言行
,悲喜交加中又
透着细微的差别。堂吉诃德的形象更偏重于悲剧的写照
:这种悲
剧在其主体和历史的必然要求的冲突中显得极为明显
,带有一种
崇高的阳刚之美的性质。阿
Q的形象更偏重于喜剧的写照:这种
喜剧在历史形态的最后阶段撕破主体的原我
,把主体的愚昧、麻
木送进历史的坟墓
,令人深思。
从以上的分析中
,可以看出他们生活在一个畸形的社会中
,其精神状态和性格表现值得我们反思。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
,我们有时会变得消极、堕落,认为这“是真正的死亡生活
,是生活
在死亡中”。
[10](p25)所以,为了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
,为了显
示人
的本质属性
,我们应该看到堂吉诃德的“不妥协、不屈服的
精神”,[11]看到阿Q的精神胜利法,勇敢地站起来,战胜最强大
的敌人――自我
,从容地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
,看尽花开花落。
篇四：堂吉诃德精神与阿q精神
论阿Q与堂吉诃德的本质区别论阿Q与堂吉诃德的本质区别
摘
要：一直以来对阿Q和堂吉诃德的比较有很多，但是这些比较却未真正揭示出二者的本质深入的心理层面的区别，本文从二人的行为入手，深入其心理层面，并得出两人最根本的不同在于自卑与自信的区别的结论：阿Q是自卑的，堂吉诃德是自信的。
关键词：阿Q堂吉诃德
区别
自卑
自信
自鲁迅先生的小说《阿Q正传》发表以来，对于阿Q与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堂吉诃德的比较就没有停止过。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种比较受到了更多理论家的关注。但这些比较多数停留在对精神胜利法及二者的悲喜剧性格上，对二者的分析也多是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此二人的道德境界方面进行的。但这些比较与分析对于阿Q与堂吉诃德的不同常人的行为本质却未做出根本的揭示，这两个人物最大的区别在于，阿Q是自卑的，而堂吉诃德是自信的。
一、自卑行为
阿Q在未庄总是闲人嘲弄撩惹的对象，侮辱攻击的目标，他并没有被未庄的其他成员所接受，原因在于他的贫穷和软弱。而对于这一点阿Q自己也是明白的，他清楚地意识到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他是渺小的，是任人欺辱的。这从他被赵太爷打了耳光他也并不敢有任何不何不满的表示可以看得出来。
奥地利精神病学家阿德勒在其著作《自卑与超越》中提到，一般的自卑感是行为的原始决定力量，自卑感是一个人在追求优越地位时的一种正常的发展过程。他认为，人的行为都是出自於自卑感及对自卑感的克服和超越。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而优越感即是自卑感的补偿。一个健康、正常的人，当他的努力在某方面受到阻挠时，他就能在另一方面找到新门路，争取优越感。但是有些人却制定了错误的目标，使用错误的方法来追求优越感，将他们的努力转向生活中无用的一面，真正的问题却被遮掩起来或摒除不谈。阿德勒把自卑作为人所有行为的动因似乎有所偏颇，但这种理论对于我们分析阿Q的行为却是恰当的。
阿德勒举了一个例子，如缺乏勇气的人，因为不觉得自己强壮，所以他们总是逃避困难，透过避免战斗，他们得到一种比本身更强壮与聪明的感觉，这种优越感是他们用来逃避自卑感的方法。阿Q正是如此，他因为贫穷面长期处于被鄙视状态，而他却并不愿意面对自身的真实状况，“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不谈及自己当下的贫穷，也不努力去改变这种贫穷的状态，却以这种自欺的说法来寻求心理的安慰和逃避自卑感。他打不过别人，便说：“儿子打老子!”类似的言语还很多：“我的儿子会阔得多”，“你还不配”，“孙子才画得很圆”等等。生活于未庄最底层的阿Q找不到生活的尊严，却通过欺负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体现自己的优越，他被王胡打了之后觉得十分屈辱，却不敢回击王胡，这时“对面走来了静修庵里的小尼姑。阿Q便在平时，看见伊也一定要唾骂，而况在屈辱之后呢?他于是发生了回忆，又发生了敌忾了。‘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原来就因为见了你!’他想。他迎上去，大声的吐一口唾沫：‘咳，呸!’……”戏弄了小尼姑之后阿Q便觉得心理得到了补偿：“他这一战，早忘却了王胡，也忘却了假洋鬼子，似乎对于今天的一切‘晦气’都报了仇;而且奇怪，又仿佛全身比拍拍的响了之后轻松，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以欺负小尼姑的行为来遮掩自己被王胡殴打的屈辱，完全是因为自卑感在作祟。
阿Q后来去闹革命，是想用暴力的手段获得自己不曾有过的生活而摆脱目前的被歧视处境，参加革命党对阿Q来说固然是盲目的，可却正如阿德勒所说“在另一方面找到新门路，争取优越感”其深层心理却是深深的自卑感。而且阿Q多数情况都使用了错误的方法来追求
优越感，只是一种自欺的方式，没有人肯定他，他便把自身所有的缺点转论为优点进行表达。所以阿Q的“精神胜利法”及其言行的本质是他的自卑感。
二、自信行为
堂吉诃德因为读了骑士小说而把现实世界与小说中描述的骑士世界混为一谈，“满脑袋装的都是书里读到的荒诞故事……他对这一切深信不疑，居然以为他读到的那些痴人说梦般的胡编乱造都确有其事。”所以他甘愿放弃原有的乡绅生活而四处游荡，不顾自身的现实条件与其理想的巨大反差，只因为他认为自己应该也可以去扫尽人间的不平，表现出强烈的自信。屡次的失败却都使他重新踏上征途，面对困难有一种蔑视一切不以为然的大气。
堂吉诃德之所以选择这样一种非正常的生活方式以及出现种种疯狂的行为，其原因是他对当时社会的判断：社会昏暗，民众处于苦难之中。他改造世界的方式是以不被世人理解和认同的骑士身份来实现的，在普遍的麻木状态中，某种真理的声音并不能被世人接受，大众普遍有势利心态，若对世界的改造不能以某种力量暴力和官方权威作为背景色彩，这种拯救只能遭到他人的嘲笑和拒绝，拯救者的弱小与拯救对象的庞大的巨大反差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但堂吉诃德并未对现实状况做出合理的考虑即狂热地纯动机地出发了，对于整个社会的责任心体现出他的自信心，认为自己应该并有力量去济困扶危。由于对自己理想的极度自负，堂吉诃德将严肃的现实生活变成自己的化妆舞会：旅店当成了城堡，卖身女成了贵妇人，羊群成了军队，风车成了巨人，理发师的铜盆成了魔法师的头盔，皮酒囊成了巨人头……他的种种的疯狂行为皆是出于对于自已和他的理想的坚定和自信。所以当他自以为自己解救了安德瑞斯之后，得意地自言自语：“绝世美人杜尔西娅台尔托波索啊!你真是现在世界上最有福的人!英名冠绝古今的堂吉诃德.台.拉曼却注定是向你拜倒，随你使唤的!谁不知道他昨天刚封授骑士，今天已经消除了穷凶极恶的的暴行呢!残忍的敌人刚才无故鞭打一个娇弱的孩子，他把那家伙手里的鞭子夺掉了”，这样近乎痴人说梦似的言语体现了堂吉诃德对自己的无比自信。
三、自卑与自信的对比
堂吉诃德与阿Q身上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也是人们拿他们进行比较的基础，他们的最大相似之处在于二人都会去故意忘记，忽略，消解挫折感和失败感。所以有人说堂吉诃德与阿Q一样都有精神胜利法，但这一说法并不合理。因为二人的’这种忘记忽略与消解是不一样的：阿Q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求生存而不可得的无奈，他必须忘却与忽略这种失败，为活着寻想理由和最起码的尊严，是深层心理是以忘记挫败来寻求虚假的优越。而堂吉诃德的故意忘记与忽略挫折是出于理想，狂热，同时也是为下一次游侠寻找理由和依据，同时把自己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自己无能为力的超自然力量和堂堂正正的战斗方式。他们的出发点即是不同的，阿Q是出于自卑，而堂吉诃德则对自我极度认同。他单枪匹马却想拯救世界，把自己当成中世纪的游侠，他不甘于平庸，希望以骑士身份以游侠冒险方式扫除人间不平与邪恶，他认为自己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觉得自已是伟大的，虽然这伟大只是出于他的想像。
篇五：堂吉诃德精神与阿q精神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堂吉诃德与阿Q精神内涵中的共通性研究作者：付文尧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1年第09期
摘要：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世界文坛的不朽之作，鲁迅的《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它们自问世起便引起了评论家们的争相解读和诠释，而本文立足跨文明视角的“世界文学”的研究，力图打破“西方中心论”，找到异质文明沟通交流的途径。
关键词：堂吉诃德
阿Q
跨文明
世界文学
精神内涵
共通性
异质性
一、堂吉诃德与阿Q精神内核的比较
堂吉诃德与阿Q是两部小说的主人公，他们自身都有丰富的复杂性，体现在他们性格的多面性，矛盾对立冲突却又完美地相容，形成人物独特的个性。虽然阿Q和堂吉诃德的身份和地位，人生目标和生活理想，性格品质和处世方式都有很多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他们思想层次的高低，但同样身处逆境，被视作愚弄对象时，他们的反应却很相似，他们总是能以自己的准则来寻得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并以这种方式继续行走于世，即使不被理解和认可。
所以，在剥开二者相异的表层后，可以发现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他们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始终不改变自己的生存法则，只为自己内心的安宁和平衡，这就形成了他们行为的可笑与精神上的可悲。
可以说，堂吉诃德和阿Q是现实的叛逆者，不屈从于社会准则，独立于世俗社会之外，活在自己的意识世界之内；堂吉诃德以骑士道来衡量一切社会行为，匡扶正义，以除暴安良、扶贫济弱为己任，讲究礼节，尊重女性，但时常神志不清，以固执的原则禁锢、约束自己的行为，以假想的冒险与正义之战激励自己的勇气。阿Q以自轻自贱来反讽所谓权贵的威仪，自我安慰“儿子打老子”“孙子才画得圆”“我儿子比你阔得多”来获得心理的平衡，唯一能支撑他去坦然面对一切不平和不公的处境的是他屡试不爽的“精神胜利法”，他想求得的不过是他人的尊重和艳羡，有尊严地活在世上，可他的出身和自身条件决定了只能被他人欺凌，他在表面的软弱下有着不屈。他们对于人情世故一窍不通，只是本着自己的真心，说老实话，从来不计较自己能引起的效果，他们是生活在自己的半是幻想半是真实的生活里的。他们构筑自我的精神和幻想世界，自我的想象与现实越是大相径庭，越是让人啼笑皆非又越是发人深省。
二、创作背景及文化特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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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末的西班牙，封建意识开始受到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的冲击。塞万提斯写作堂吉诃德时，荒谬的骑士传奇在欧洲各国早已销声匿迹，但在西班牙却风行一时。塞万提斯宣称他写作《堂吉诃德》的目的是要打击过时的骑士制度，赋予他的主人公以人文主义的进步思想。
鲁迅笔下的悲剧人物几乎都是小人物，鲁迅爱用悲喜剧结合的方式来表现他们，给读者以强烈的“含泪的微笑”的美学效应，传达了他对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精神的绝望感。这也是那个社会状态和时代背景所赋予的思想内涵。
由此可见，堂吉诃德的进步思想闪耀着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思想光辉，反映的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的悲剧，而《阿Q正传》是鲁迅借以阿Q这个典型的中国雇农来暴露社会的病态和国民精神的畸形，对深重的“国民劣根性”的感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双重纠结心态。这两个经典形象都投射了作者深厚的寓意，具有启蒙思想和时代反思的意义。
然而，堂吉诃德与阿Q毕竟是来自不同国家和时代的人物，他们所蕴含的文化背景是不同的，实际上，堂·吉诃德和阿Q的这两种人生观念，正是中国儒家文明认同世俗等级社会和
西方基督教文明以彼岸理想来抗拒此岸现实的缩影。
堂吉诃德的奋勇行为在现实中无法实现和得到回报，但是在精神世界中却是宝贵品格甚至人类不可或缺的人性光辉。表面看来，堂吉诃德是一个缅怀过时的骑士制度、用主观代替客观、用幻想代替现实的典型，从深层文本上来看，他是把堂吉诃德作为一个正面的人物加以描述的。他骨子里蕴含人文主义的进步思想他认识到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而他要所崇尚和向往的还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文化辉煌的“黄金时代”，他要改变世道的方式是以牺牲自己的肉体以苦行僧式的笃信和虔诚来实现精神的完满。
中国自古也有游侠一类英雄人物，侠的性格中有自由与兼爱的成分，自由即对自我的放逐和对朝廷及其统治精神的叛逆；兼爱是博爱平等、义气相倾。这与西方骑士精神的内核是相似的，他们往往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叛逆和坚持，只是后来道家、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明哲保身”，“识时务者为俊杰”等中庸之道或是变通之法把中国人的性情磨得圆润光滑，以至在任何生存的夹缝中都足以穿梭自如、面露微笑，阿Q的降生便不可避免了。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到“精神胜利法”，民族的倔强被现实一步步逼到绝望的境地，开始向它屈服，于是奴颜婢膝和软弱无能使人失去做人的尊严和生存的基本权利，于是，鲁迅的深刻沉痛地批判试图唤起痛彻的觉醒。
两种文明都在呼唤一种各自景仰的社会秩序和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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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类悲剧性及反思意义比较
这两部小说属于两种异质文明的文化背景和精神来源，有着各自民族的传统特点和文学特色，但正因为在“世界文学”的感召下，在跨文明的视角下来看待人物和小说，我们追求得更多的是他们的“同”。即人类共同的悲剧性和结局的反思意味。
(一)人类共同的悲剧性
《阿Q正传》和《堂吉诃德》无论从作品的美学风格、组织故事的方式到切入生活的角度来说，都是一部典型的喜剧作品。主人公对世界的感觉方式跟世界本身的严重错位，在错位中演出无数荒唐、滑稽的故事。但是堂吉诃德和阿Q同时又是两个最典型的悲剧人物。
在堂吉诃德的历险中，我们可以看到周遭人们对他的戏谑和嘲弄，三次出游都遍体鳞伤，他立志打不平说明了当时确有不公存在；阿Q的悲剧性则体现得更明显，因为他从来就没有人关心、永远处在最卑微的位置，直到死也没有幸福过。理想与妄想、合理与荒谬、理智与愚蠢、严肃庄重与滑稽可笑，这一切都被时代开了个残酷的玩笑，变得颠来倒去，混沌不清，使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无可奈何。
堂吉诃德笃信的骑士道背离了社会的需要与存在，成为一己空想和不切实际的游走，他心无城府，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自己却风餐露宿。在精神的神圣与现实的世俗间，不为浮华与喧嚣左右，不放弃自己的理想与信念，即使一无所获，也要披荆斩棘、永不放弃对人性中真善美的坚持与追求，是忠勇的守护者。阿Q虽没有高尚的情操和伟大的抱负，但他希望吃饱饭、居有定所，有女人疼爱，拥有社会地位和做人的尊严难道是不合理的要求吗?他被社会和现实剥夺了做人最基本的权利，失去了自我的价值，是最为可悲的。他们一个代表了物质层面的悲剧，一个是精神追求的悲剧，体现了人性生存到生活的双重困境。在看尽了堂吉诃德和阿Q的笑话后人们的心中流下一滴辛酸泪，仿佛在看我们自己的悲剧。堂吉诃德和阿Q的每一种性格特点，即每一个性格层面，都是一种人类普遍存在的行为方式，具有广泛深刻的代表性意义。
(二)结局的反思意味
堂吉诃德临死前，以幡然悔悟，并叮嘱外甥女“千万不要嫁给读过骑士小说的人”这一实际行动表达了他理智上的觉悟，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小说就这样以笃信骑士道的人对其的全盘否定，彻底地为骑士小说、骑士道精神画上了句号，使小说有着深刻的反思意义。理想主义者往往绘制一幅乌托邦的蓝图，面对这幅蓝图只能望图兴叹，无能为力。堂吉诃德为他的理想心力交瘁，最后在遗憾中死去。
堂吉诃德的死是清醒的彻底地觉悟，而阿Q的悲剧性更加深层和讽刺，他在辛亥革命形式未明朗之时，盲目跟风想要挤进革命的队伍来赢得未庄人的尊敬，却被无缘无故、不清不楚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地送上了断头台，死得不明不白，而死前唯一的遗憾却是到死都没有唱几句戏，让看客们有不虚此行来围观的满足。就像他的人生经历一样，在空气中的浮尘最终落入大地，结束了可笑、可怜、可悲的一生。
冤死的阿Q和疯死了的堂吉诃德，两种结局暗含相似，同样让人心酸，让人反思在革命方兴未艾的时节或是社会变革处于新旧交替时，普通百姓、小人物乃至小贵族怎样安身立命，是必然殒命流血牺牲还是苟延残喘忍辱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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